上犹作家李伯勇简介
1.李伯勇江西上犹人。作家李伯勇简介 李伯勇 男，上犹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、文学评论、随笔、散文、报告文学计300多万字。已出版专著7部：中短篇小说选《南方的温柔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恶之花》，长篇小说《轮回》、《寂寞欢爱》、《恍惚远行》，随笔散文集《瞬间苍茫》，文学评论集《灰与绿的交响》。短篇小说《瓜地薰风》获江西省首届谷雨文学奖（1989年），长篇小说《轮回》获“恒泰杯”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（1996年），长篇小说《恍惚远行》入选200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（2006年），并再版。2000年获赣州市拔尖人才称号。2001年获江西省文艺“十佳”称号（榜首）。2004年获赣州市“五一”劳动奖章。2007年获赣州首届“红都之子”称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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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中学毕业，1968年赴犹黄埠乡龙头大队四队插队务农，后历任上犹水泥厂工人、会计，上犹文化馆文学组组长、文联秘书长、副主席、主席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
世俗与理想
改革开放30年，我的文学创作也近30年，“30年文学”于我不是宽泛意义上的时间概念，而是具有切实的、没有中断过的实际内容。就是说，以中国传统的“30而立”划界，在这后半生，我与文学互为生命，互为寄托，互为诉求。这30年我没有离开偏僻的山乡故园，立足山乡小县聆听变革时代的呼吸和气息，以文学的方式，把我身边的小人物艺术化地显身于世界的大潮之中，推衍到文学的殿堂。我热切而执著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人生。
我成长的年代正是理想主义支撑心灵的年代，不过，随着全社会的改革开放，人有了各式各样的生活追求，理想世俗化了，人们开始脚踏实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，而我却抱着文学的理想上路，赶上了文学的末班车。
作为理想，我的文学有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基因，却充满着世俗的、个人的色彩。文学的内容当然是世俗化的，文学的理想则服膺于 “民族灵魂的重铸”，这一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潮，它于我是神圣的，一直坚持至今。在80年代，“民族灵魂的重铸”侧重“发现”，也就是“破”，我的作品里也有这种跟随潮流的痕迹（如国民性批判）。进入90年代，全国文学落潮，作为路标的文学主潮消失了，尤其对身处山乡的我，在文学的持恒性中更需发挥其主动性。随着邓小平南巡，市场经济大力拓进，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，我觉得“民族灵魂的重铸”应以“立”为主，这时我的创作重心在长篇小说上，这种题材较能完美地展示我的理解与感悟。在创作了《日出西边东边雨》、《泥淖》之后，创作《轮回》时我更自觉了。就是说，同样是基于现实主义精神，立人——健全的个人（公民）应该成为生活理想，当然也是我的文学理想。
《轮回》的成功（获得当代长篇小说征文三等奖，6部获奖小说之一）给了我莫大的激励。后来的《旷野黄花》、《寂寞欢爱》、《恍惚远行》以及去年写的《父韵空濛》，都贯穿着我的理想追寻的精神热力。文学大面积世俗化的同时，它仍萦绕着为个人所认可的神圣理想，它于我是双层神圣，值得我用毕生热情和精力来拥抱来求索。
简单与繁复
我的生活经历还算丰富，但我的生活内容及形态比较简单，也就是“主题简单”。我家和我自己的物质生活也是简单的。这与长时间艰苦环境和单身职工吃食堂的经历有关，也与我追求的创作（精神）目标有关，更与我简单生活的性格和理念有关。我就想以笔墨问世，把生活有过的苦涩、艰难与对时代的思索以艺术的方式保持下来。因为我又搞评论，知道自己的思想艺术潜力不会比一些当红的作家差，同时结识了北京、上海一些有真正实力的评论家，我比其他一些文学朋友更有底气，相信自己一定能冒出来。所以我必须有所坚持有所放弃，放弃了火热，放弃了做官，放弃了不用很多精力就可以抓到手的物质利益。
在80年代，我写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动机，也是为了挣几许稿费。90年代初我写长篇也有多挣几个稿费的考虑。后来发表不顺畅，加上自己在文联有固定的工资，才明白要用文章挣钱多么幼稚可笑。一些人对我能抵御诱惑坚持文学而拔高地看待我，其实我就是这样平平常常过来的，问题的关键就是你选择做一个怎样的人，走怎样的路，懂得人生有所成就必有所放弃，不可能什么好处都尽收囊中。这样的“选择”和“走”是自己对自己的律令，完全不必当豪言壮语大肆宣染，目标和坚韧存于内心，而一些经常满嘴豪言壮语的人恰恰最没有人生操守，在属于自己人生的路上不能走远。
我不会厌烦简单的外在生活，大概跟我拥有一个繁复的精神生活有关。我的的阅读量大，沉浸于别人作品的艺术世界，沉浸于思想理论书籍中的心灵世界，所以跟外面师友的对话与交流我才能言之有物，他们也愿意同我探讨问题，这样我“钻”得更深，生活也更单一，但我的精神世界升华了，对人、对世的认识更深刻了。
沉静与激越
有无理想在一个人的生活形态上是不同的。我怀抱的不是一般的文学理想，而是能充分体现自己价值——以真正实力跻身当代文学前沿的理想。置身偏僻山乡，并不决定思想就会落在别人后面；由于远离喧嚣，反而有冷静观察与思索的空间。这就需要沉静的心态。不是身处偏僻和边缘就必然沉静，它是一种积极而不是消极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界，需要有意识地加强修养。
读书让我沉静，写作让我沉静。对于我，写作量不算少，但真正用在写作的时间还是不多的，这里有个人的性格和写作习惯。对一个长篇的写作，我酝酿准备的时间很长，它可分潜行和显形两个阶段，都贯穿着大量阅读的过程，读社科书，读文学书，读经典，也读当代有影响的长篇和学术专著，许多品位不低的评论刊物都在我的视线之内。文学有美文，学术评论也有美文，读着读着，被兴致所吸引，不但读了进去，还千方百计找喜爱作家、学者的文章来看，一颗心就这样沉静下去了。这种沉静不是心如止水，而是被不断激活着，时而从书里“探”头看现实看生活，你的观察和思考就有了新的收获，你就有充实感。这时如果碰上让自己震动——梦萦情迁的事情，一个长篇的“种子”就这样植下了。所以，沉静伴随着激越，激越有时呈现沉静之貌，就像高速旋转的物件看上去静止不动一样。
当一个长篇几经构思到六七成，我的心又一次激荡起来，涌起投入写作的冲动。我宁可放松地不厌其烦地做准备工作（包括看书），但一旦进入写作，全力以赴，激情燃烧，一定要在四五个月里写完，连作息时间我也刻意做了安排，如比平时提前一个小时“进岗”，上午下午各写多少，晚上不写，保持“言犹未尽”状态等等。我重文气的贯注，写到顺手时，下笔为文，我有行云流水的感觉，就这样，去年我用了半年时间封闭写作，又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《父韵空濛》。
写作是一种生命情态，我立足于世俗的此岸而眺望精神的彼岸，写作的过程就是在对世俗深入描绘中让“彼岸”显现的过程，如此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是文学的奥秘，于我其乐无穷。
一个现代人需要恒定的物质生活，也需要恒定的精神生活。任何一个人不管富饶和匮乏，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此岸世界，他有理想并为理想而努力，这理想就是彼岸世界。彼岸世界也是分层次的，追求也就无止境。文学就是我恒定的精神生活；立足于此岸而向彼岸“摆渡”，构成了我的精神生活，推动我文学人生的实现。 李伯勇(1948～)
[attach]8646[/attach] 上犹的名人
李老先生 我有幸见过一次341200.cn#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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